按年龄

青春期前(10-12 岁)

青春期可能已经开始,朋友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重要,孩子也想在规矩上有发言权。这个阶段的管教靠的是信任:少下命令,多商量,界限清楚而且守得住,再加上一份让孩子愿意跟你说心里话的关系。

先做这几件事

  1. 每天留一段不赶不急的时间,让孩子说,你主要听。父母对孩子生活的了解,主要来自孩子自己愿意说的那些事95。
  2. 每学期和孩子一起把规矩过一遍:哪些事现在归孩子自己决定,哪些一起商量,哪些仍由你决定。觉得自己在家庭决定中的发言权没有随年龄增加的孩子,更容易一头转向同伴77。
  3. 和孩子一起制定家庭媒体使用计划,规则保持一致,晚上手机、平板放在卧室外充电114112。
  4. 后果要短、要和事情相关,别讲大道理,也别用愧疚感压孩子。严厉管控和心理控制与行为问题的关联最强;温暖加清楚的界限,则与更少的行为问题有关91。
  5. 知道孩子的朋友是谁、常在哪里玩,靠的是成为孩子愿意告诉的人,而不是去查孩子83。

这个阶段的正常表现

10 到 12 岁的孩子,既是一个仍然需要你的孩子,也是一个需要被当成大孩子来对待的少年。好几件事在同时发生变化。

青春期往往开始了。随之而来的是身体的变化、更多的隐私需要和说变就变的情绪。一项纳入 101 篇文章的荟萃分析发现,比同龄人更早进入青春期,与所测量的各类情绪和行为问题都有关,男孩和女孩都是如此,效应较小(d 约为 0.20)104。发育早的孩子并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可能更需要你的平静和你的时间。

朋友更重要了,同伴的拉力也更大了。在合并了 3,600 多名 10 到 30 岁参与者的样本中,抵抗同伴影响的能力在 14 到 18 岁之间稳步增长,但在 10 到 14 岁之间几乎没有增长96。换句话说,10 到 12 岁正是同伴分量最重、刹车最弱的年龄。一篇综述梳理了纵向研究和实验研究的证据,发现青少年友谊中的“偏差行为互相强化”预测违规、物质使用和暴力行为的增加,而把高风险的青春期早期少年集中到一起做干预,反而让问题行为更严重73。知道孩子的朋友是谁,现在比以前更重要,而不是更不重要。

争吵更激烈了。关于青春期亲子冲突的荟萃分析几乎没有发现支持“冲突先升后降”这一看法的证据:冲突的次数从青春期早期到中期在下降,但激烈程度从青春期早期到中期在上升,并随青春期发育程度上升84。可以预料的是吵得更少、但吵起来更凶,提前想好怎么应对。

谎话更老练了。一项实验把 8 到 16 岁的孩子单独留在放着考试答案的房间里,大多数孩子偷看了;谎圆得好不好,而不是有没有说谎,与孩子的执行功能有关75。想抓住每一个谎话,注定是输的。让孩子觉得说实话是安全的,才是能赢的。

睡眠需求没有减少。美国睡眠医学会在 2016 年的共识声明中仍然建议,6 到 12 岁的孩子每天要睡 9 到 12 小时123。一篇综述的结论是,虽然从童年晚期起青少年睡得越来越少,但多数证据表明他们需要的睡眠并没有减少;少掉的睡眠来自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70。屏幕就是其中一种压力:一篇汇总 36 项学龄儿童和青少年研究的综述发现,与媒体使用最一致相关的结果,是睡得更晚、睡得更少112。

屏幕和社交媒体。美国儿科学会 2016 年针对 5 到 18 岁的政策声明既列出了益处(新想法、知识、社交联系和支持),也列出了风险(体重和睡眠、不当内容和不当接触、隐私),并指出现有证据不支持“一刀切”的做法114。至于更大的担忧,也就是技术本身是否在损害年轻人的幸福感,研究结果比新闻标题让人放心一些:对三个大型数据集、共 355,358 名青少年的分析发现,技术使用与幸福感之间的关联为负但很小,最多只能解释幸福感差异的 0.4%90。一篇综述发现,这个领域的研究大多是相关性研究,结果是小幅正相关、负相关和无关联并存;作者认为最严谨的那些发现不太可能有实际意义,因果关系也仍不清楚89。这不是放弃在睡眠、内容和接触对象上设限的理由,儿科学会的声明仍然要求这些限制。这是不必恐慌的理由。

现在开始不算晚。两项荟萃分析(研究对象包括最大 11 岁的孩子)都没有发现家长培训课程越早开始效果越好的证据9。

有效的做法和原因

核心没有变:温暖、清楚的期望,以及平静、一致的后果(参见证据最强的方法)。变的是比重:多听,多商量,把信任一步一步交到孩子手里。

温暖加界限,再加上越来越多的发言权

两项大型荟萃分析为这个年龄定下了框架。一项汇总 1,435 项研究的荟萃分析发现,父母的温暖、行为上的管束(清楚的规矩和说到做到)、给予自主以及权威型(既温暖又有要求)的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的行为问题呈很小到小的负相关;而严厉管控和心理控制(让孩子愧疚、羞辱孩子、收回关爱)与行为问题的正相关最强,而且这些关系是双向的91。另一项汇总 1,015 项研究的荟萃分析发现,在焦虑和抑郁症状上也是同样的模式92。所以,界限要守,温暖要留,用愧疚感压孩子这一招要放下。

了解孩子的生活,因为孩子愿意告诉你

家长常被告知,到了青春期前要把孩子看得更紧。但关于“监管”到底是什么的研究,指向了另一个方向。一项针对瑞典 703 名 14 岁青少年的研究发现,父母所知道的,主要来自孩子主动告诉他们的事;而且与较少违规行为关系最密切的,正是孩子的主动告知,而不是父母的追踪;作者的结论是,追踪和监视不是给父母最好的建议95。另一项针对 1,186 名 14 岁青少年的研究发现,父母的管控只有在剔除了孩子“被管得太紧”的感受之后,才与良好的适应有关,而这种感受本身与适应较差有关83。这两项研究的孩子都比你的孩子大几岁;一篇梳理了之后 47 项研究的综述的结论是,监管不足是行为问题的风险因素,而监管背后的“了解”主要取决于孩子愿意说什么93。

落到实处就是:做那个孩子愿意告诉的人。每天留一段不赶不急的时间,在车上、饭桌上或者睡前,多听少说。听到坏消息,先保持平静。认识孩子的朋友和朋友的父母,让自己家成为孩子们愿意来玩的地方。问孩子去哪里、和谁一起,当成一件平常事来问,而不是带着怀疑去问。参见专属陪伴时间。

把决定权一步步交出去

一项针对 1,771 名六年级和七年级学生的研究发现,认为父母一直坚持权威、不放松限制的孩子,以及觉得自己很少有机会参与家庭决定、长大了也没有增加的孩子,更容易出现极端的“以同伴为中心”倾向,也更可能向同伴而不是父母求教77。一项汇总 36 项研究的荟萃分析发现,家长的自主支持与更好的学业成绩、更强的学习动机和投入,以及更好的心理健康有关157。发展心理学研究者认为,青春期早期出现的一部分动机下滑,来自年轻人越来越需要发言权,而学校和家庭给的却越来越少,两者之间的错配74。

所以,和孩子一起把规矩过一遍。分成三堆:现在归孩子自己决定的(穿什么、零花钱怎么花),一起商量的(周末几点睡、参加哪些活动),还归你决定的(安全、晚上的屏幕、学校的事)。每隔几个月,把一件事从第二堆挪到第一堆。参见给孩子选择和家庭会议。

屏幕:一起定的计划

美国儿科学会针对 5 到 18 岁的政策声明建议家长制定“家庭媒体使用计划”:媒体时间的多少要符合孩子的发展阶段,规则一致,对内容和分享个人信息设定界限,给孩子示范和引导,并对网上发生的事保持开放的交流114。计划要和孩子一起定,而不是替孩子定,并且写下来。晚上设备放在卧室外充电:睡得更晚、睡得更少是关于媒体和睡眠最一致的发现112,一篇汇总 67 项研究的系统综述也建议,尤其要限制睡前和就寝时段的屏幕使用117。社交媒体是计划里最需要写细的部分:用哪些 App、几岁开始用、可以和谁私信,以及遇到让自己难受的事时该怎么办。参见屏幕时间。

写作业和学校:先搭好框架,再退后一步

作业开始变得更重要。美国的研究显示,作业与学业成绩的关联在 7 到 12 年级比在幼儿园到 6 年级更强,不过所有研究都有设计上的缺陷113。在家长参与作业的各种方式中,家长定规矩与成绩的关联更强124;而手把手辅导,在一项汇总 448 项研究的荟萃分析和一项针对初中生的荟萃分析中,都与较低的成绩有关,这两者都是关联,不能证明因果111118。约定好作息,待在附近,让作业是孩子自己的事。怎么复习,见这个年龄的鼓励学习页面。

朋友、校园欺凌和同伴问题

朋友之间出了问题,先听;孩子就是在这里学会和人打交道的。校园欺凌要认真对待。一项对前瞻性研究和横断面研究的荟萃分析发现,经历负面教养的孩子更容易受欺凌,而良好的沟通、温暖的关系、参与和监管有保护作用,效应为小到中等85。一项对 44 项评估的荟萃分析发现,学校的反欺凌项目让欺凌行为减少 20% 到 23%、受欺凌减少 17% 到 20%,而有家长会议和坚定管教措施的项目效果更好102。如果孩子一再被伤害或被孤立,带着具体的事去找学校,并问问学校在做哪些反欺凌工作。

诚实和信任

孩子说出一句难以开口的实话时,先谢谢孩子,再处理孩子做的事。一项针对 4 到 8 岁孩子的实验发现,预期会受罚,会让“说实话会让自己高兴”这类诉诸孩子自身诚实标准的劝说不那么管用99。对青春期前的孩子,针对所做之事的后果要相关、要短,并且和说谎这件事分开:“说谎的代价是今晚不能用手机。打碎的窗户,我们一起修。”说清楚信任怎样才能挣回来,孩子做到了,要让孩子知道你看见了。参见说谎和暂时取消特权。

家庭会议和一起解决问题

每周一次会议,让争吵有个去处。对反复出现的问题,一起把它走一遍:说清问题,听双方的说法,列出办法,挑一个先试,下周回顾。证据来自以有严重行为问题的孩子为对象的临床试验:一项随机对照试验以 7 到 14 岁、患有对立违抗障碍的孩子为对象,发现协作式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家长管理训练效果相当,两组都有大约一半的孩子明显好转44;另一项试验以因严重反社会行为被转介的 7 到 13 岁孩子为对象,发现问题解决技能训练和家长训练结合起来,效果比单用任何一种都好12。参见一起解决问题。

升初中

升入初中,老师更多、作业更多、社交圈全新,而这正是孩子想要更多独立的时候。研究者把这种风险描述为一种错配:一个需要更多发言权的年轻人,遇上了一个更大、管得更紧的环境74。在家里,你可以补上这个缺口:第一个学期作息保持稳定,每天问问新学校的事但不要审问,把写作业和准备上学的责任更多地交给孩子,家庭会议每周坚持开,直到一切安顿下来。

容易适得其反的做法

严厉管控和愧疚感。在 1,435 项研究中,严厉管控和心理控制(让孩子愧疚、羞辱孩子、收回关爱)与行为问题的关联最强,而且关系是双向的:行为问题也与之后更严厉的教养有关91。一项研究调查了包括中国在内的 6 个国家的母亲和 8 到 12 岁的孩子,发现吼叫和表达失望与更多的攻击行为有关,羞辱与更多的焦虑有关35。一项美国研究以 13 岁的孩子(比你的孩子大一点)为对象,发现严厉的言语管教与一年后更多的行为问题和抑郁症状有关,而父母的温暖并没有减轻这种关联65。

查孩子,而不是等孩子说。父母的管控,只有在剔除了孩子“被管得太紧”的感受(这种感受与适应较差有关)之后,才与良好的适应有关83。背着孩子翻日记、翻手机,换来一点信息,代价却是最能保护孩子的那件事:孩子愿意主动告诉你。

规矩越收越紧,或者不给发言权。认为父母紧抓权力、不让自己越来越多地参与决定的六七年级学生,更容易一头转向同伴77。

说教和唠叨。这不是研究结论,只是每个青春期前孩子的家长都认得的规律:话越长,听进去的越少。一句话,然后停。

打屁股。一项在包括中国在内的 6 个国家进行的研究发现,不论体罚被看得多正常,体罚越多,6 到 17 岁孩子的攻击行为和焦虑也越多58。美国儿科学会在 2018 年的政策声明中建议不要体罚64。少数研究者认为,这类关联主要来自家庭之间的其他差异62。关于体罚页面列出了双方的观点。

卧室里的屏幕。在学龄儿童和青少年中,睡得更晚、睡得更少是关于媒体和睡眠最一致的发现112。

可以这样说

孩子开口说事的时候 你说,我先听完,再说我的想法。
一起过规矩 这些规矩里,你觉得哪几条现在可以自己拿主意了?
媒体计划 晚上 9 点手机放到厨房充电。这是我们一起定的,我也一样。
说谎之后 这件事上,你失去了我的信任。想赢回来,可以这么做:接下来一个星期,去哪里都如实告诉我。
邀请孩子说实话 坏消息我宁愿听你亲口说,也不想以后才知道。不管你跟我说什么,我都一样爱你。
争吵升级的时候 这件事我现在不跟你吵。晚饭的时候,我们都冷静了再说。
和朋友闹矛盾 听起来真的很难受。你想听听我的想法,还是只想让我听你说?
你发了火之后 我刚才吼你了,是我不对。对不起,我们重新来好吗?

参考资料

文中的上标数字对应以下资料。每条资料都可以在研究依据页面找到完整说明。

  1. Gardner, F., Leijten, P., Melendez-Torres, G. J., Landau, S., Harris, V., Mann, J., Beecham, J., Hutchings, J., & Scott, S. (2019). The earlier the better? Individual participant data and traditional meta-analysis of age effects of parenting interventions. Child Development, 90(1), 7-19. 在研究依据页面查看 doi:10.1111/cdev.13138 回到正文
  2. Kazdin, A. E., Siegel, T. C., & Bass, D. (1992). Cognitive problem-solving skills training and parent management training in the treatment of antisocial behavior in childre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0(5), 733-747. 在研究依据页面查看 doi:10.1037/0022-006x.60.5.733 回到正文
  3. Gershoff, E. T., Grogan-Kaylor, A., Lansford, J. E., Chang, L., Zelli, A., Deater-Deckard, K., & Dodge, K. A. (2010). Parent Discipline Practices in an International Sample: Associations With Child Behaviors and Moderation by Perceived Normativeness. Child Development, 81(2), 487-502. 在研究依据页面查看 doi:10.1111/j.1467-8624.2009.01409.x 回到正文
  4. Ollendick, T. H., Greene, R. W., Austin, K. E., Fraire, M. G., Halldorsdottir, T., Allen, K. B., Jarrett, M. A., Lewis, K. M., Whitmore Smith, M., Cunningham, N. R., Noguchi, R. J. P., Canavera, K., & Wolff, J. C. (2015). Parent Management Training and Collaborative & Proactive Solutions: A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for Oppositional Youth.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 Adolescent Psychology, 45(5), 591-604. 在研究依据页面查看 doi:10.1080/15374416.2015.1004681 回到正文
  5. Lansford, J. E., Chang, L., Dodge, K. A., Malone, P. S., Oburu, P., Palmérus, K., Bacchini, D., Pastorelli, C., Bombi, A. S., Zelli, A., Tapanya, S., Chaudhary, N., Deater-Deckard, K., Manke, B., & Quinn, N. (2005). Physical Discipline and Children’s Adjustment: Cultural Normativeness as a Moderator. Child Development, 76(6), 1234-1246. 在研究依据页面查看 doi:10.1111/j.1467-8624.2005.00847.x 回到正文
  6. Larzelere, R. E., Gunnoe, M. L., Pritsker, J., & Ferguson, C. J. (2024). Resolving the Contradictory Conclusions from Three Reviews of Controlled Longitudinal Studies of Physical Punishment: A Meta-Analysis. Marriage & Family Review, 60(7), 395-433. 在研究依据页面查看 doi:10.1080/01494929.2024.2392672 回到正文
  7. Sege, R. D., Siegel, B. S., Council on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 Committee on Psychosocial Aspects of Child and Family Health (2018). Effective Discipline to Raise Healthy Children. Pediatrics, 142(6), e20183112. 在研究依据页面查看 doi:10.1542/peds.2018-3112 回到正文
  8. Wang, M.-T., & Kenny, S. (2014). Longitudinal Links Between Fathers’ and Mothers’ Harsh Verbal Discipline and Adolescents’ Conduct Problem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Child Development, 85(3), 908-923. 在研究依据页面查看 doi:10.1111/cdev.12143 回到正文
  9. Carskadon, M. A. (2011). Sleep in Adolescents: The Perfect Storm. Pediatric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58(3), 637-647. 在研究依据页面查看 doi:10.1016/j.pcl.2011.03.003 回到正文
  10. Dishion, T. J., McCord, J., & Poulin, F. (1999). When interventions harm: Peer groups and problem behavior. American Psychologist, 54(9), 755-764. 在研究依据页面查看 doi:10.1037/0003-066x.54.9.755 回到正文
  11. Eccles, J. S., Midgley, C., Wigfield, A., Buchanan, C. M., Reuman, D., Flanagan, C., & Mac Iver, D. (1993). Development during adolescence: The impact of stage-environment fit on young adolescents’ experiences in schools and in famili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8(2), 90-101. 在研究依据页面查看 doi:10.1037/0003-066x.48.2.90 回到正文
  12. Evans, A. D., & Lee, K. (2011). Verbal deception from late childhood to middle adolescence and its relation to executive functioning skill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7(4), 1108-1116. 在研究依据页面查看 doi:10.1037/a0023425 回到正文
  13. Fuligni, A. J., & Eccles, J. S. (1993). Perceive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d early adolescents’ orientation toward peer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9(4), 622-632. 在研究依据页面查看 doi:10.1037/0012-1649.29.4.622 回到正文
  14. Kerr, M., & Stattin, H. (2000). What parents know, how they know it, and several forms of adolescent adjustment: Further support for a reinterpretation of monitoring.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6(3), 366-380. 在研究依据页面查看 doi:10.1037/0012-1649.36.3.366 回到正文
  15. Laursen, B., Coy, K. C., & Collins, W. A. (1998). Reconsidering Changes in Parent-Child Conflict across Adolescence: A Meta-Analysis. Child Development, 69(3), 817-832. 在研究依据页面查看 doi:10.1111/j.1467-8624.1998.00817.x 回到正文
  16. Lereya, S. T., Samara, M., & Wolke, D. (2013). Parenting behavior and the risk of becoming a victim and a bully/victim: A meta-analysis study. Child Abuse & Neglect, 37(12), 1091-1108. 在研究依据页面查看 doi:10.1016/j.chiabu.2013.03.001 回到正文
  17. Odgers, C. L., & Jensen, M. R. (2020). Annual Research Review: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in the digital age: facts, fears, and future direction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61(3), 336-348. 在研究依据页面查看 doi:10.1111/jcpp.13190 回到正文
  18. Orben, A., & Przybylski, A. K. (2019).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dolescent well-being and digital technology use. Nature Human Behaviour, 3(2), 173-182. 在研究依据页面查看 doi:10.1038/s41562-018-0506-1 回到正文
  19. Pinquart, M. (2017). Associations of parenting dimensions and styles with externalizing problems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n updated meta-analysi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3(5), 873-932. 在研究依据页面查看 doi:10.1037/dev0000295 回到正文
  20. Pinquart, M. (2017). Associations of Parenting Dimensions and Styles with Internalizing Symptom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Meta-Analysis. Marriage & Family Review, 53(7), 613-640. 在研究依据页面查看 doi:10.1080/01494929.2016.1247761 回到正文
  21. Racz, S. J., & McMahon, R. J. (201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Knowledge and Monitoring and Child and Adolescent Conduct Problems: A 10-Year Update. 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14(4), 377-398. 在研究依据页面查看 doi:10.1007/s10567-011-0099-y 回到正文
  22. Stattin, H., & Kerr, M. (2000). Parental Monitoring: A Reinterpretation. Child Development, 71(4), 1072-1085. 在研究依据页面查看 doi:10.1111/1467-8624.00210 回到正文
  23. Steinberg, L., & Monahan, K. C. (2007). Age differences in resistance to peer influenc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3(6), 1531-1543. 在研究依据页面查看 doi:10.1037/0012-1649.43.6.1531 回到正文
  24. Talwar, V., Arruda, C., & Yachison, S. (2015). The effects of punishment and appeals for honesty on children’s truth-telling behavior.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30, 209-217. 在研究依据页面查看 doi:10.1016/j.jecp.2014.09.011 回到正文
  25. Ttofi, M. M., & Farrington, D. P. (2011). Effectiveness of school-based programs to reduce bullying: a systematic and meta-analytic review.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riminology, 7(1), 27-56. 在研究依据页面查看 doi:10.1007/s11292-010-9109-1 回到正文
  26. Ullsperger, J. M., & Nikolas, M. A. (2017).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ubertal timing and psychopathology in adolescence: Are there sex differences in risk?.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3(9), 903-938. 在研究依据页面查看 doi:10.1037/bul0000106 回到正文
  27. Barger, M. M., Kim, E. M., Kuncel, N. R., & Pomerantz, E. M. (2019). The relation between parents’ involvement in children’s schooling and children’s adjustment: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5(9), 855-890. 在研究依据页面查看 doi:10.1037/bul0000201 回到正文
  28. Cain, N., & Gradisar, M. (2010). Electronic media use and sleep in school-aged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review. Sleep Medicine, 11(8), 735-742. 在研究依据页面查看 doi:10.1016/j.sleep.2010.02.006 回到正文
  29. Cooper, H., Robinson, J. C., & Patall, E. A. (2006). Does Homework Improve Academic Achievement? A Synthesis of Research, 1987-2003.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76(1), 1-62. 在研究依据页面查看 doi:10.3102/00346543076001001 回到正文
  30. Council o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2016). Media Use in School-Aged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Pediatrics, 138(5), e20162592. 在研究依据页面查看 doi:10.1542/peds.2016-2592 回到正文
  31. Hale, L., & Guan, S. (2015). Screen time and sleep among school-aged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Sleep Medicine Reviews, 21, 50-58. 在研究依据页面查看 doi:10.1016/j.smrv.2014.07.007 回到正文
  32. Hill, N. E., & Tyson, D. F. (2009).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middle school: A meta-analytic assessment of the strategies that promote achievement.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5(3), 740-763. 在研究依据页面查看 doi:10.1037/a0015362 回到正文
  33. Paruthi, S., et al. (2016). Recommended Amount of Sleep for Pediatric Populations: A Consensus Statement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Sleep Medicine. Journal of Clinical Sleep Medicine, 12(6), 785-786. 在研究依据页面查看 doi:10.5664/jcsm.5866 回到正文
  34. Patall, E. A., Cooper, H., & Robinson, J. C. (2008). Parent Involvement in Homework: A Research Synthesis.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78(4), 1039-1101. 在研究依据页面查看 doi:10.3102/0034654308325185 回到正文
  35. Vasquez, A. C., Patall, E. A., Fong, C. J., Corrigan, A. S., & Pine, L. (2016). Parent autonomy support,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psychosocial functioning: A meta-analysis of research.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28(3), 605-644. 在研究依据页面查看 doi:10.1007/s10648-015-9329-z 回到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