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體罰

體罰是教養研究中爭議最大的話題之一。這一頁把雙方的觀點都攤開來,清楚說明證據的分量偏向哪一邊,再由你自己決定。如果你快要動手,或剛剛動了手,請先看下面幾個步驟。

如果你快要動手,或剛剛動了手

  1. 先停下來,拉開距離。把手收回來,往後退一步;如果孩子是安全的,先離開房間 1 分鐘。
  2. 慢慢吐氣,放低聲音,對孩子說:「我現在太生氣了,先去冷靜一下,等一下再說。」
  3. 冷靜下來之後,如果需要,用一個簡短的非體罰後果,例如暫停(time-out)或暫時取消特權。
  4. 如果已經打了,先確認孩子沒有受傷,再修復關係:說出自己做了什麼、道歉,並說下次你會怎麼做。
  5. 如果你打得越來越頻繁、越來越重,或擔心自己會傷到孩子,請看警訊,並盡快尋求協助。
家長在安靜的走廊裡蹲下來和七歲的孩子平視,雙手輕搭在孩子肩上,兩人都很平靜。

保護孩子安全不等於體罰

大家說的「動手管孩子」,其實包含兩件不同的事:

  • 為了安全的身體介入:一把抓住衝向馬路的孩子、拉住快要傷人的孩子、把孩子從危險的地方抱開。這在任何年齡都是恰當而且必要的。
  • 體罰:打屁股、打手心、打巴掌,或用東西打孩子,靠疼痛或不舒服來糾正或阻止行為。這一頁其他部分討論的,就是這個有爭議的話題。

兩者的差別在於目的和時機。保護性地拉住或抱住孩子,是為了當下制止傷害,一安全就放開;體罰則是在行為發生之後當作懲罰。

必須出手保護時,怎麼冷靜地做

  1. 先快,後慢。必要時先一把抓住;危險一過,就放慢動作、放低聲音。
  2. 只用必要的力氣。握住手、手臂或身體,力道足以制止危險就好,不要捏、扭、猛拉或搖晃。
  3. 用幾個字說明你在做什麼,聲音低而穩。
  4. 要制止打人或踢人時,站到孩子們中間、握住孩子的手,或把年幼的孩子抱離現場。絕對不要壓孩子的胸口、脖子或背部,絕對不要讓孩子臉朝下被壓住,也絕對不要搖晃孩子。
  5. 一安全就放手。
  6. 事後簡短地說:說明危險在哪裡、規矩是什麼,再和孩子重新親近。
拉住要衝向馬路的孩子 我抓著你,是為了不讓你跑到馬路上。
制止孩子打人 我不會讓你打人。我先握著你的手,讓大家都安全。
事後 車子會撞到人。在停車場,我們要牽手。

對嬰兒和學步兒,要先把家裡做好安全防護,減少情急之下的拉扯。如果你發現自己常常需要抱住或制止孩子,可以和專業人員談談,請看什麼時候該尋求專業協助。

多數研究的發現

數量較多的那一方研究,經多項統合分析和文獻回顧彙整後,結論是體罰與孩子較差的結果有關。

  • 針對打屁股的統合分析。Gershoff 與 Grogan-Kaylor(2016)專門針對打屁股做了一組統合分析,彙整了代表 160,927 名兒童的 111 個效果量:17 個平均效果量中有 13 個與零有顯著差異,而且都顯示打屁股與兒童不良結果的風險升高有關;打屁股與身體虐待的效果量沒有實質差異,效果量也不因研究設計而有實質差異67。
  • 針對體罰的統合分析。更早一些,Gershoff(2002)的統合分析發現,體罰與所檢視的全部 11 種兒童行為和經驗都有關聯,其中包括較高的立即服從,但也包括較高的攻擊性,以及較低的道德內化(把規則真正變成自己的)和心理健康程度66。
  • 隨著時間過去。Heilmann 等人(2021)整理了 69 項前瞻性研究:體罰一致地預測孩子的行為問題隨時間增加,長期來看與正向結果無關,與兒童保護服務介入的風險升高有關,在準實驗研究中也預測行為隨時間惡化;這些關聯在不同的兒童與父母特徵下都很穩健,並有部分證據顯示體罰越多、結果越差69。
  • 嬰幼兒。Lee 等人(2014)研究了 2,788 個城市家庭:30% 的 1 歲幼兒在過去一個月內至少被打過一次屁股;1 歲時被打屁股,與家庭在孩子 1 至 5 歲期間被兒童保護服務介入的可能性高出 33% 有關75。
  • 在不同環境都一致。Gershoff 等人(2018)依公認的因果推論標準整理了這些研究,認為體罰所關聯的傷害與身體虐待相同,而且體罰與不良結果的關聯在不同文化、家庭與社區環境中都一致;他們建議家長避免體罰68。
  • 吼叫和羞辱。美國兒科醫學會在 2018 年的政策聲明中指出,嚴厲的言語虐待與青春期前和青春期孩子的心理健康問題有關78。Wang 與 Kenny(2014)追蹤了 976 個雙親家庭:孩子 13 歲時父母嚴厲的言語管教,預測孩子在接下來一年裡行為問題和憂鬱症狀增加,父母平時溫不溫暖也沒有改變這些關聯;同時,孩子的不當行為也預測父母嚴厲的言語管教增加,關聯是雙向的79。這兩項針對的都是年紀較大的孩子;我們把它們列出來,是因為不打孩子時,吼叫看起來很容易成為替代辦法。

因果證據有多強?這些研究大多是觀察性研究:追蹤或調查家庭,而不是隨機分配管教方式,所以單看它們,只能顯示相關,不能證明因果。多數派研究者依公認的因果推論標準權衡了這些研究,並據此建議家長避免體罰68。比較接近檢驗因果的準實驗研究,也發現體罰預測行為隨時間惡化69。少數派不同意這樣的解讀,下一節會說明。想進一步了解怎麼看這類證據,請看相關與因果。

支持者的觀點

另有一小群研究者認為,反對一切打屁股的論點被誇大了。以下是他們的主要論點,照他們自己的說法轉述。

控制孩子原有的行為後,關聯就變小了。Larzelere 等人(2024)對有對照的縱貫研究做了統合分析,發現在控制孩子原有的適應狀況後,慣常打屁股對每項兒童結果的解釋力都不到剩餘變異的 1%;他們認為過去看似有害的結果來自殘餘干擾(研究沒有充分考量到的差異,例如孩子原本的行為問題有多嚴重),並指出在診所課程中用打屁股強制執行暫停,對叛逆幼兒效果很大,因此反對一概禁止打屁股74。Ferguson(2013)針對縱貫研究的統合分析發現,打屁股或體罰與日後的行為問題和較低的認知表現之間,有雖小但不可忽視的關聯;在控制孩子先前的程度後,與行為問題的關聯雖達到統計顯著,卻小到可以忽略,作者因此認為其影響極小65。

用同樣的分析,其他方法看起來也「有害」。有一項研究重新分析了 785 名 6 至 9 歲兒童的資料:沿用原研究對孩子原有反社會行為的簡單三級測量時,打屁股看似會增加反社會行為,禁足和心理治療也呈現類似的模式,取消特權和叫孩子回自己房間則部分呈現;在更全面地控制孩子原有的行為問題後,包括打屁股在內的這些影響全都不再顯著。做這項再分析的 Larzelere 等人(2010)認為,怎麼用、什麼時候用某種方法,可能比用哪一種方法更重要73。Larzelere(2000)的文獻回顧也提出類似的觀點:用類似的方法分析時,每一種替代管教方式都曾出現看似不良的結果71。

「有條件的打屁股」。Larzelere 與 Kuhn(2005)在一項納入 26 項研究、比較體罰與其他管教方式的統合分析中指出:在減少孩子不服從或反社會行為方面,他們所稱的「有條件打屁股」優於 13 種替代方式中的 10 種;慣常體罰與替代方式效果相當(只有一項大型研究結果偏向體罰);只有過於嚴厲或以體罰為主的做法,結果比替代方式差72。Larzelere 2000 年的文獻回顧報告,有益的結果(例如不服從和打架減少)主要出現在對 2 至 6 歲孩子把非虐待性的打屁股當作溫和管教的後備手段時,並把縱貫研究中的不良結果主要歸因於使用過於頻繁71。

所以,照支持者自己的描述,他們回報有益結果的條件其實很窄:非虐待性的打屁股,對象約為 2 至 6 歲的孩子,當作暫停等較溫和管教方式的後備手段。過於頻繁、過於嚴厲或以體罰為主的做法,他們也回報結果較差。這是他們的立場,列在這裡供你權衡;這不是本站的建議,本站也不提供任何體罰的做法指引。

對 2002 年那項統合分析的批評。Baumrind 等人(2002)在評論中認為(Larzelere 也是作者之一),那項統合分析存在偏誤與干擾因素,使因果推論更加受限;體罰之所以與不良結果有關,可能是因為它反映了不得法的嚴厲教養;身體虐待和其他極端懲罰的危害固然明確,但那些證據不足以支持一概禁止打屁股63。

文化與家庭自主

家長也常提出一些跟統計無關的理由:

  • 在我們的文化裡這很正常,孩子知道這是為他好。
  • 華人孩子很多都被打過,照樣自律,功課也好。
  • 我小時候也被打過,現在還不是好好的。
  • 怎麼管孩子,是我們自己家的事。

研究能回答其中一部分。Lansford 等人(2005)在 6 個國家(包括中國)研究了母親與孩子,發現在體罰被認為較普遍、較正常的地方,體罰與兒童不良結果的關聯較弱,這支持了文化論點的一部分;但不論被認為多正常,體罰仍與較多不良結果有關,而且在所有國家中,較常使用體罰都與孩子較多的攻擊性和焦慮有關70。華人社會自己的研究也指向同一個方向:Liu 與 Wang(2018)調查了中國 1,158 名國中生,發現嚴厲管教與較多的外化問題(攻擊、違規這類「往外發」的問題)以及焦慮、憂鬱等內化問題有關,而越認為體罰很正常的孩子,體罰與外化問題的關聯越弱76。在 Lansford 研究的同樣 6 個國家,Gershoff 等人(2010)發現,體罰與 8 至 12 歲孩子較多的攻擊和焦慮症狀有關,孩子對體罰是否正常的看法對部分關聯有調節作用;這項研究也發現吼叫和表達失望與較多攻擊症狀有關,暫停和羞辱與較多焦慮症狀有關,可見沒有哪一種方法的情況是簡單的39。這三項都是橫斷面研究,只能顯示相關,不能說明因果。

關於「我還不是好好的」:研究描述的是許多孩子的平均風險,無法說明某一個人如果換一種管教方式會怎樣。關於家庭自主:上面這些少數派研究者從證據出發,認為一概禁止打屁股缺乏依據63。美國兒科醫學會檢視同一領域的研究後,則在 2018 年的政策聲明中建議不要使用任何體罰78。

第二個理由談的是華人孩子和學業成績,需要多說幾句,下面獨立出來談。

被打大的孩子,不也照樣功課好、有出息嗎?

會問這個問題的人,身邊通常就有例子:表哥小時候常被打,後來考上了名校;班上被打過的同學,不少也過得很好。這些成功都是真的。研究沒有證明的,是這些成功來自挨打。在華人社會裡比較孩子時,被打得多的孩子往往行為問題更多、自我控制更弱,而不是更好。

華人社會裡的研究。Wang 與 Liu(2018)追蹤了中國 702 個家庭,孩子起初 6 至 9 歲,每年測一次,共五次:母親和父親的體罰都能預測孩子之後較多的外化問題行為(攻擊、違規這類問題),而且這種關聯隨著時間越來越強81。牛驊與王美芳(2024)直接看自我控制,追蹤 710 名小學三、四年級學生及其父母雙方 3 年:體罰一開始越多、之後減少得越慢,孩子日常生活中的執行功能問題就越多,也就是在自我控制、做計畫、專心這些事上越吃力85。在實驗室裡測同樣的能力時,體罰初始水準高的孩子錯誤略多,不過體罰這幾年怎麼變化,跟測驗成績沒有關係85。

張秀慧等人(2020)在濟南調查了 1,097 名國小四至六年級兒童及其父母雙方,發現體罰和言語上的嚴厲管教,都與孩子較低的自我控制、較多的問題行為有關83。在台灣,「不打不成器」「棍棒之下出孝子」一直是常聽到的說法,李文傑與吳齊殷(2004)卻把研究題目訂為〈棒打出壞子?〉:他們追蹤台北 564 名國中男生,發現國二時父母管教越嚴厲(毆打、鞭打、大聲咆哮,或把孩子趕出去、鎖在門外),兒子感受到的親子關係就越差,國三時的暴力行為也經由這層關係而較多84。

成績從哪裡來。華人孩子的好成績,背後還有很多別的東西。Cheung 與 Pomerantz(2011)研究了 825 名七、八年級學生,發現父母參與孩子的學習,在中國和在美國一樣,預示孩子學習更投入、成績更好171。期望也高。Ng 等人(2014)發現,中國母親的自我價值感比美國母親更取決於孩子的表現,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她們為什麼心理控制較多120。課外補習在中國不斷擴張、愈演愈烈,Liu 與 Bray(2017)對此有專門的分析185。Chao(1994)比較了移民美國的華人母親和歐裔美國母親,她指出,華人說的「管」不只是管束,也可以有「關心」甚至「愛」的意思,這種「訓練」孩子(training)的觀念,發生在支持、高度投入而親密的母子關係裡;華人母親在這方面的得分較高,Chao 認為這或許有助於解釋華人孩子的學業成就91。這些都不需要打孩子。

溫暖,但不嚴厲。最直接的檢驗來自 Kim 等人(2013),他們追蹤了 444 個美國華裔家庭,長達 8 年,發現最常見的是支持型教養:溫暖,但沒有嚴厲的一面111。相較之下,「虎式」教養也溫暖、投入,但敵意、羞辱和懲罰都多,孩子的學業成績和成年初期的教育程度較低,學業壓力和憂鬱症狀較多,跟父母也比較疏離111。在溫暖之上再加嚴厲,並沒有換來更好的成績。Pinquart 與 Kauser(2018)彙整了全球 428 項研究,發現在每個地區,專制型教養(控制嚴格、缺少溫暖)都至少與一項不良結果有關,不過作者也說,在少數文化背景下,這種教養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容忍的125。

為什麼看起來像是打出來的。如果一個地方大多數家庭都打孩子,打就不可能是區分頂尖學生和其他孩子的原因。Wang 與 Liu(2014)調查了中國大陸 2,518 對孩子 3 至 15 歲的父母,發現嚴厲管教相當普遍80。大家舉的例子,也都是後來過得好的那些;變得焦慮、易怒或跟家人疏離的同學,很少有人提起。再說,打孩子總是跟父母的投入、期望、補習一起出現,於是一整套教養方式的功勞,都算到了其中一樣東西上。

其他國家的情況。在禁止體罰的地方,青少年打架更少,而不是更多。Elgar 等人(2018)比較了 88 個國家:在家庭和學校都全面禁止體罰的 30 個國家,與沒有任何禁令的 20 個國家相比,男生經常打架的比例只有後者的 69%,女生只有 42%;不過作者也指出,這種研究設計無法判斷是禁令改變了父母的管教方式,還是本來就較少暴力的社會才會立法禁止64。

還不知道的事。這些研究幾乎都是觀察性的:它們追蹤或調查家庭,而不是隨機分配管教方式,所以只能顯示相關,不能證明問題是打孩子造成的。影響也是雙向的。在 Wang 與 Liu(2018)追蹤的家庭裡,孩子的外化問題也能預測父母之後較多的言語攻擊81。支持者的批評在這裡同樣適用:Larzelere 等人(2024)發現,控制孩子原有的適應狀況後,慣常打屁股對每項結果的解釋力都不到剩餘變異的 1%74;而他們回報的好處,正如上文所述,只限於對 2 至 6 歲孩子的特定用法,談的並不是長期的自我控制或學業成績。本頁的研究中,沒有一項顯示孩子的學業成就是打出來的。

不打孩子的方法,也已在華人家庭中做過檢驗:在上海和香港做的隨機對照試驗中,參加 3P 正向教養課程(Triple P)的家長,回報孩子的適應或行為問題比候補名單對照組的家長少1017;在上海,Guo 等人(2016)還發現,家長事後對孩子的學業表現更滿意,孩子與學習有關的問題行為也較少10。請看在華人家庭中的研究。

雙方的共識

把雙方的觀點放在一起看,他們的共識比新聞標題給人的印象還多。

  • 嚴厲、頻繁或過重的體罰有害。支持者認為不良結果主要源於使用過於頻繁71。他們發現過於嚴厲或以體罰為主的做法結果比其他管教方式差72,也承認身體虐待和其他極端懲罰的危害是明確的63。多數派研究則發現部分證據,顯示體罰越多、結果越差69。
  • 非體罰的管教有效。即使在支持者的統合分析中,慣常體罰的效果也只是與替代方式相當(只有一項大型研究例外)72。支持者回報的有益結果,主要來自把打屁股當作溫和管教的後備手段71;而在一項直接比較中,不打的暫停後備手段和打屁股效果一樣32。在實驗研究中,孩子不服從時使用暫停或短暫忽略,都能穩定提高配合度45。
  • 整體的教養方式很重要。支持者認為,怎麼用、什麼時候用某種方法,可能比用哪一種方法更重要73;體罰看起來有害,可能是因為它反映了不得法的嚴厲教養63。親職課程的研究也發現,重視正向親子互動和管教一致性的課程效果較大11。

雙方的分歧

真正的分歧比看起來窄,主要在於一般、偶爾的打屁股:它會不會帶來額外的傷害,當作後備手段有沒有額外的作用。

  • 一般的打屁股會不會帶來傷害?多數派發現,打屁股與不良結果的關聯很一致,在不同的兒童與父母特徵下都穩健,效果量與身體虐待相近6769。少數派則發現,控制孩子原有的行為後,這些關聯小到可以忽略,或不到剩餘變異的 1%6574。
  • 是因果,還是干擾?多數派研究者依公認的因果標準權衡證據後,建議家長避免體罰68。少數派則認為偏誤與干擾因素限制了因果推論,並把看似有害的結果歸因於殘餘干擾6374。
  • 用打屁股當作暫停的後備手段有沒有幫助?支持者指出,診所課程中用打屁股強制執行暫停效果很大74。而在一項直接比較中,不打的「阻隔」方式和打屁股效果一樣32。
  • 應該怎麼建議家長?美國兒科醫學會在 2018 年的政策聲明中建議不要使用任何體罰78。少數派認為,現有證據不足以支持一概禁止打屁股6374。

還有一點:本站引用的同儕審查文獻中,沒有任何一項顯示體罰對忙碌家長來說比較快或比較有效。這個問題的詳細討論請看時間不夠時。

醫學機構的建議

本站只引用發表在同儕審查期刊上的政策聲明。關於體罰,符合這個標準的是美國兒科醫學會 2018 年發表在《Pediatrics》期刊上的政策聲明。

  • 它建議家長和其他成年人不要使用任何體罰(包括打和打屁股),也不要使用威脅、侮辱、羞辱等言語虐待78。
  • 它指出,這類管教方式短期效果很小、長期無效,並指出體罰與兒童在行為、認知、心理社會和情緒方面不良結果的風險升高有關78。
  • 它建議改用對適當行為的正向增強、設定界線、轉移注意力,以及說清楚往後的期待78。

少數派研究者不同意這類一概而論的建議,請看雙方的分歧。

問問自己

這些問題沒有標準答案,只是幫你在了解證據的前提下做決定。

  • 我想讓孩子從這件事學到什麼?這樣做能教會他嗎?
  • 我現在是冷靜的,還是在發洩情緒?如果正在氣頭上,等冷靜下來再做任何決定。
  • 我有沒有認真試過非體罰的方法?意思是幾週內每次都用同樣的方式,而不是試了幾天。請看方法不見效時怎麼辦。
  • 打的次數是不是越來越多、下手越來越重?雙方都認為頻繁或嚴厲的體罰有害,請看雙方的共識。
  • 如果我在考慮支持者的觀點,我家實際發生的情況符合他們描述的條件嗎?非虐待性的、孩子約 2 至 6 歲、當作溫和管教的後備手段,而且不頻繁、不嚴厲,也不是主要的管教方式。
  • 其他照顧孩子的大人意見一致嗎?請看照顧者意見不一致怎麼辦。
  • 事後孩子有什麼反應?比較平靜、比較親近,還是害怕、躲躲藏藏,或更唱反調?
  • 當孩子生比他小的人的氣時,我希望他怎麼做?

管教變成虐待的警訊

只要符合下面任何一項,請馬上尋求協助:

  • 用東西打孩子,例如皮帶、棍子、尺、衣架、拖鞋或藤條。Zolotor 等人(2008)在美國 2 個州對母親做了匿名調查:表示曾用物品打孩子的母親,回報身體虐待的機率明顯更高82。
  • 打得越來越頻繁或越來越重。同一項調查發現,打屁股越頻繁,回報虐待的機率也越高82。前瞻性研究也有部分證據顯示,體罰越多、結果越差69。
  • 打嬰幼兒。1 歲時被打屁股,與之後到 5 歲前被兒童保護服務介入的可能性升高有關;Lee 等人(2014)建議,專業人員應勸導家長不要打嬰幼兒的屁股75。
  • 搖晃孩子,或打頭、打臉。
  • 打出了痕跡、瘀青或傷口。
  • 在暴怒中動手,或一打就停不下來。
  • 孩子好像很怕你:你一有快速的動作他就縮一下、躲起來,或為了不被打而說謊。
  • 你瞞著其他大人,或其他大人已經告訴你他們很擔心。
  • 威脅、侮辱、羞辱已經成了家常便飯。美國兒科醫學會在 2018 年的政策聲明中建議,這些做法都不要用78。
絕對不要搖晃嬰兒或孩子

不管什麼原因,都絕對不要搖晃嬰兒或年幼的孩子。如果哭鬧讓你快要崩潰,就把寶寶仰躺放在安全的地方,例如嬰兒床裡,走開幾分鐘,並打電話找人幫忙。美國兒科醫學會有一份專門針對嬰兒與兒童虐待性頭部外傷的政策聲明,要求兒科醫師對其徵兆保持警覺119。

如果符合以上任何一項,請和孩子的兒科醫師或家庭醫師談談,或使用關於本站頁面上的求助專線。如果孩子受傷了,請盡快就醫。如果你擔心自己會傷到孩子,先確定孩子在安全的地方,然後走開,打電話找人。親職課程是一種協助:Furlong 等人(2012)的 Cochrane 系統性回顧發現,團體形式、行為取向的親職課程減少了 3 至 12 歲孩子的行為問題,也改善了家長的心理健康8。另見什麼時候該尋求專業協助。

當下可以怎麼做

  1. 先制止危險,必要時冷靜地拉住或抱住孩子。
  2. 先讓自己停下來。手放下,退後一步,慢慢吐氣。如果孩子是安全的,到另一個房間待 1 分鐘。
  3. 少說話。一句簡短的話就夠了(見下面的說法)。
  4. 冷靜下來後,用一個簡短的非體罰後果:簡短的暫停或暫時取消特權;學步兒可以轉移注意力;對一直盧這類想引起注意的行為,用有計畫的忽略。
  5. 然後恢復正常。不翻舊帳,留意下一個可以肯定孩子的時刻。
想動手的時候 停。我先冷靜一下,然後我們再來解決。

Leijten 等人(2018)彙整的實驗研究顯示,孩子不服從時使用暫停或短暫忽略,都能穩定提高配合度45。Day 與 Roberts(1983)直接比較過:孩子擅自離開暫停時,不打的後備手段和打屁股效果一樣32。

針對具體狀況:

長遠來看,請看證據最強的方法的核心做法;如果時間很緊,可以從時間不夠時開始。

發了脾氣之後

如果你在氣頭上吼了孩子或打了孩子,還是可以和孩子修復關係。

  1. 先讓自己冷靜下來。
  2. 看看孩子。確認他沒有受傷。
  3. 說出發生了什麼事,不找藉口,也不說「還不是因為你……」。
  4. 道歉,並說下次你會怎麼做。
  5. 重新親近:孩子願意的話抱一抱,或一起待幾分鐘。
  6. 規矩不變。原本的規矩仍然有效。
  7. 為下次做準備。留意自己快要失控的早期訊號,例如聲音變大、咬緊牙關,現在就想好到時候怎麼做。
打了或吼了孩子之後 剛剛我生氣的時候打了你,對不起。下次我再這麼生氣,我會先走開,讓自己冷靜下來。
堅持規矩 規矩還是一樣:玩具不能丟。我們一起撿起來。

Tronick(1989)討論的是嬰兒和照顧者之間的互動,並不是管教;這項研究認為,健康的發展與彼此「沒對上」的時刻經常被修復的互動有關,而長期的互動失敗和負面情緒,則與較差的發展有關59。家長發脾氣對關係造成的衝擊,比這些日常的小小錯位嚴重得多,所以請把這當作一個指引的方向,而不是修復能消除傷害的證據。更多修復方法請看衝突後的修復。

如果你常常發脾氣,就把它當作需要為自己尋求支持的訊號,請看警訊。

法律

不同國家和地區對體罰的法律規定各不相同,請了解你所在地的法律。

參考資料

文中的上標數字對應以下資料。每筆資料都可以在研究依據頁面找到完整說明。

  1. Furlong, M., McGilloway, S., Bywater, T., Hutchings, J., Smith, S. M., & Donnelly, M. (2012). Behavioural and cognitive-behavioural group-based parenting programmes for early-onset conduct problems in children aged 3 to 12 years.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 2012(2). https://doi.org/10.1002/14651858.cd008225.pub2 在研究依據頁面查看 回到內文
  2. Guo, M., Morawska, A., & Sanders, M. R. (2016).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group Triple P with Chinese parents in Mainland China. Behavior Modification, 40(6), 825-851. https://doi.org/10.1177/0145445516644221 在研究依據頁面查看 回到內文
  3. Kaminski, J. W., Valle, L. A., Filene, J. H., & Boyle, C. L. (2008).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components associated with parent training program effectiveness.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36(4), 567-589. https://doi.org/10.1007/s10802-007-9201-9 在研究依據頁面查看 回到內文
  4. Leung, C., Sanders, M. R., Leung, S., Mak, R., & Lau, J. (2003). An outcome evalu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riple P-Positive Parenting Program in Hong Kong. Family Process, 42(4), 531-544. https://doi.org/10.1111/j.1545-5300.2003.00531.x 在研究依據頁面查看 回到內文
  5. Day, D. E., & Roberts, M. W. (1983). An analysis of the physical punishment component of a parent training program.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11(1), 141-152. https://doi.org/10.1007/bf00912184 在研究依據頁面查看 回到內文
  6. Gershoff, E. T., Grogan-Kaylor, A., Lansford, J. E., Chang, L., Zelli, A., Deater-Deckard, K., & Dodge, K. A. (2010). Parent discipline practices in an international sample: Associations with child behaviors and moderation by perceived normativeness. Child Development, 81(2), 487-502. https://doi.org/10.1111/j.1467-8624.2009.01409.x 在研究依據頁面查看 回到內文
  7. Leijten, P., Gardner, F., Melendez-Torres, G. J., Knerr, W., & Overbeek, G. (2018). Parenting behaviors that shape child compliance: A multilevel meta-analysis. PLOS ONE, 13(10), e0204929.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04929 在研究依據頁面查看 回到內文
  8. Tronick, E. Z. (1989). Emotions and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in infant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4(2), 112-119. 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44.2.112 在研究依據頁面查看 回到內文
  9. Baumrind, D., Larzelere, R. E., & Cowan, P. A. (2002). Ordinary physical punishment: Is it harmful? Comment on Gershoff (2002).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8(4), 580-589.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28.4.580 在研究依據頁面查看 回到內文
  10. Elgar, F. J., Donnelly, P. D., Michaelson, V., Gariépy, G., Riehm, K. E., Walsh, S. D., & Pickett, W. (2018). Corporal punishment bans and physical fighting in adolescents: An ecological study of 88 countries. BMJ Open, 8(9), e021616. https://doi.org/10.1136/bmjopen-2018-021616 在研究依據頁面查看 回到內文
  11. Ferguson, C. J. (2013). Spanking, corporal punishment and negative long-term outcomes: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longitudinal studies.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33(1), 196-208. https://doi.org/10.1016/j.cpr.2012.11.002 在研究依據頁面查看 回到內文
  12. Gershoff, E. T. (2002). Corporal punishment by parents and associated child behaviors and experiences: A meta-analytic and theoretical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8(4), 539-579.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28.4.539 在研究依據頁面查看 回到內文
  13. Gershoff, E. T., & Grogan-Kaylor, A. (2016). Spanking and child outcomes: Old controversies and new meta-analyse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30(4), 453-469. https://doi.org/10.1037/fam0000191 在研究依據頁面查看 回到內文
  14. Gershoff, E. T., Goodman, G. S., Miller-Perrin, C. L., Holden, G. W., Jackson, Y., & Kazdin, A. E. (2018). The strength of the causal evidence against physical punishment of childre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arents, psychologists, and policymakers. American Psychologist, 73(5), 626-638. https://doi.org/10.1037/amp0000327 在研究依據頁面查看 回到內文
  15. Heilmann, A., Mehay, A., Watt, R. G., Kelly, Y., Durrant, J. E., van Turnhout, J., & Gershoff, E. T. (2021). Physical punishment and child outcomes: A narrative review of prospective studies. The Lancet, 398(10297), 355-364.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21)00582-1 在研究依據頁面查看 回到內文
  16. Lansford, J. E., Chang, L., Dodge, K. A., Malone, P. S., Oburu, P., Palmérus, K., Bacchini, D., Pastorelli, C., Bombi, A. S., Zelli, A., Tapanya, S., Chaudhary, N., Deater-Deckard, K., Manke, B., & Quinn, N. (2005). Physical discipline and children’s adjustment: Cultural normativeness as a moderator. Child Development, 76(6), 1234-1246. https://doi.org/10.1111/j.1467-8624.2005.00847.x 在研究依據頁面查看 回到內文
  17. Larzelere, R. E. (2000). Child outcomes of nonabusive and customary physical punishment by parents: An updated literature review. 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3(4), 199-221. https://doi.org/10.1023/a:1026473020315 在研究依據頁面查看 回到內文
  18. Larzelere, R. E., & Kuhn, B. R. (2005). Comparing child outcomes of physical punishment and alternative disciplinary tactics: A meta-analysis. 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8(1), 1-37. https://doi.org/10.1007/s10567-005-2340-z 在研究依據頁面查看 回到內文
  19. Larzelere, R. E., Cox, R. B., & Smith, G. L. (2010). Do nonphysical punishments reduce antisocial behavior more than spanking? A comparison using the strongest previous causal evidence against spanking. BMC Pediatrics, 10(1), 10. https://doi.org/10.1186/1471-2431-10-10 在研究依據頁面查看 回到內文
  20. Larzelere, R. E., Gunnoe, M. L., Pritsker, J., & Ferguson, C. J. (2024). Resolving the contradictory conclusions from three reviews of controlled longitudinal studies of physical punishment: A meta-analysis. Marriage & Family Review, 60(7), 395-433. https://doi.org/10.1080/01494929.2024.2392672 在研究依據頁面查看 回到內文
  21. Lee, S. J., Grogan-Kaylor, A., & Berger, L. M. (2014). Parental spanking of 1-year-old children and subsequent child protective services involvement. Child Abuse & Neglect, 38(5), 875-883. https://doi.org/10.1016/j.chiabu.2014.01.018 在研究依據頁面查看 回到內文
  22. Liu, L., & Wang, M. (2018). Parental harsh discipline and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 in China: Perceived normativeness as a moderator. Child Abuse & Neglect, 86, 1-9. https://doi.org/10.1016/j.chiabu.2018.09.009 在研究依據頁面查看 回到內文
  23. Sege, R. D., Siegel, B. S., Council on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 Committee on Psychosocial Aspects of Child and Family Health (2018). Effective discipline to raise healthy children. Pediatrics, 142(6), e20183112. https://doi.org/10.1542/peds.2018-3112 在研究依據頁面查看 回到內文
  24. Wang, M.-T., & Kenny, S. (2014). Longitudinal links between fathers’ and mothers’ harsh verbal discipline and adolescents’ conduct problem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Child Development, 85(3), 908-923. https://doi.org/10.1111/cdev.12143 在研究依據頁面查看 回到內文
  25. Wang, M., & Liu, L. (2014). Parental harsh discipline in Mainland China: Prevalence, frequency, and coexistence. Child Abuse & Neglect, 38(6), 1128-1137. https://doi.org/10.1016/j.chiabu.2014.02.016 在研究依據頁面查看 回到內文
  26. Wang, M., & Liu, L. (2018). Reciprocal relations between harsh discipline and children’s externalizing behavior in China: A 5-year longitudinal study. Child Development, 89(1), 174-187. https://doi.org/10.1111/cdev.12724 在研究依據頁面查看 回到內文
  27. Zolotor, A. J., Theodore, A. D., Chang, J. J., Berkoff, M. C., & Runyan, D. K. (2008). Speak softly - and forget the stick.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35(4), 364-369. https://doi.org/10.1016/j.amepre.2008.06.031 在研究依據頁面查看 回到內文
  28. 张秀慧、王美芳、刘莉(2020)。父母严厉管教与儿童问题行为的关系:儿童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心理发展与教育,36(6),725-733。 https://doi.org/10.16187/j.cnki.issn1001-4918.2020.06.11 在研究依據頁面查看 回到內文
  29. 李文傑、吳齊殷(2004)。棒打出壞子?:青少年暴力行為的連結機制。台灣社會學,7,1-46。 https://ir.sinica.edu.tw/handle/201000000A/64735 在研究依據頁面查看 回到內文
  30. 牛骅、王美芳(2024)。父母体罚与儿童执行功能的关系:一项3年的追踪研究。心理发展与教育,40(4),479-487。 https://doi.org/10.16187/j.cnki.issn1001-4918.2024.04.03 在研究依據頁面查看 回到內文
  31. Chao, R. K. (1994). Beyond parental control and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style: Understanding Chinese parenting through the cultural notion of training. Child Development, 65(4), 1111-1119. https://doi.org/10.2307/1131308 在研究依據頁面查看 回到內文
  32. Kim, S. Y., Wang, Y., Orozco-Lapray, D., Shen, Y., & Murtuza, M. (2013). Does “tiger parenting” exist? Parenting profiles of Chinese Americans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al outcomes. Asian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4(1), 7-18. https://doi.org/10.1037/a0030612 在研究依據頁面查看 回到內文
  33. Narang, S. K., Fingarson, A., Lukefahr, J., & Council on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2020). Abusive head trauma in infants and children. Pediatrics, 145(4), e20200203. https://doi.org/10.1542/peds.2020-0203 在研究依據頁面查看 回到內文
  34. Ng, F. F.-Y., Pomerantz, E. M., & Deng, C. (2014). Why are Chinese mothers more controlling than American mothers? “My child is my report card”. Child Development, 85(1), 355-369. https://doi.org/10.1111/cdev.12102 在研究依據頁面查看 回到內文
  35. Pinquart, M., & Kauser, R. (2018). Do the associations of parenting styles with behavior problem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vary by culture? Results from a meta-analysis.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 24(1), 75-100. https://doi.org/10.1037/cdp0000149 在研究依據頁面查看 回到內文
  36. Cheung, C. S.-S., & Pomerantz, E. M. (2011). Parents’ involvement in children’s lear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mplications for children’s academic and emotional adjustment. Child Development, 82(3), 932-950. https://doi.org/10.1111/j.1467-8624.2011.01582.x 在研究依據頁面查看 回到內文
  37. Liu, J., & Bray, M. (2017). Determinants of demand for private supplementary tutoring in China: Findings from a national survey. Education Economics, 25(2), 205-218. https://doi.org/10.1080/09645292.2016.1182623 在研究依據頁面查看 回到內文